这些中国家庭为什么选择让小孩上国际学校？
檩子：过了国庆节，升学季又将悄悄拉开帷幕。在北上广的那些国际学校们，就陆陆续续开始接受报名申请了。国际学校，对我们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概念，这种学校，和国内学校走的路子完全不一样，是老外管理、老外教课的，而且学生必须有外籍身份。
在公立或民办学校和纯粹的国际学校之间，其实还有一个过渡地带，就是国内机构或学校办的国际部。这些学校对孩子的国籍要求相对比较松，虽然是中方管理，但老师也有不少是国外聘请的。
所以，不管怎样，现在的孩子面临的选择总比我们那个时代多了不少。面临择校的朋友们，不如最近多关注一些各种学校的信息，给孩子做一个适合他的选择。今天的副篇推送里还有两篇有关国际学校的报道，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看，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上人们不同的感受和建议。
5月的一天，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小朋友及其家长欢聚在上海一个国际学校，共同庆祝世界儿童日
国际学校：勇敢者的冒险
文｜三联生活周刊
国际学校教育体系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既给每个孩子留出了自我空间，又让他感受到了被关注的存在感。但国际学校是把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镶嵌到中国环境的一种教育模式，就像对外来物质的天然排斥反应一样，这个嫁接进入的教育模式必然会和周围环境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
昂贵的选择
第一次见Funny，是在北京星光天地的一间咖啡厅。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她，看起来和同年龄的人很不一样，穿一件牛角扣大衣，呢子及膝裤，宽大的红色鸡心领毛衣里面，是红色的法兰绒格子衬衣，言谈举止充满同龄人少见的活力和自信。她大学读的专业是西方音乐，曾经专门去法兰克福学习古典音乐，还是北京市吉他协会的会员。如今则是一名身兼数职的自由职业者，既教授钢琴、西班牙古典吉他，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有时候还帮人做形象设计。她说自己求学和工作都是在“非常西化”的环境里，这让她在自己所属的年代里，做出了很多与环境有着极大反差的决定，其中看起来最背离常规的是她选择的育儿道路。
“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去燕莎的外国玩具专柜给他挑玩具。” Funny对记者说。她买得最多的是在“玩具舶来品”中享有盛誉的乐高。上世纪90年代初，Funny的孩子才三个月时，Funny就推着到他到燕莎的进口玩具专柜选购乐高。当时燕莎还是北京少有的高档西方商品消费场所，玩具专柜前挤满了前来观看，却又很难下决心购买的中国父母。一套进口玩具动辄好几百元，对当年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很少会给孩子玩具预算如此高的金额——这不仅是消费能力问题，更是“孩子成长更需要什么”的观念问题。在“买一套昂贵但让孩子得到快乐”的玩具与“买一套昂贵但让孩子学到知识的课程”之间，大部分中国家长只会对后者掏出钱包。
但Funny不这样选择。她有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离经叛道的理念：对孩子来说，学习知识不重要，快乐才最重要。“人生会有很多挫折，很多意想不到的磨难，我希望孩子长大后是一个幸福感指数很高的人，即便未来只挣很少的钱，或者遇到很大的打击和困难，但他的嘴角还能有一丝微笑。”
Funny用一个艺术工作者的浪漫来描述她认为孩子成长最需要的能力——抗打击能力。她认为成年后关键时刻的处变不惊，来自于一个人小时候感受快乐的多少。“我研究过心理学，在16岁之前，孩子的心灵需要得到绝对的保护。在这之前所有的挫折和伤害，都会给孩子的内心留下伤痕，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
玩具是Funny用来给予孩子快乐的一种方式。他们家并不算非常宽裕，丈夫是工程师，Funny的自由职业能让她获得很大程度的身心自由，却不能提供非常丰厚的收入。但这个家庭在乐高玩具上的累积支出达到39万元，家里的配件多得足够开一间乐高游戏室。因为是上世纪90年代乐高在中国少有的忠实用户，Funny和儿子还上过《中国日报》的英文版。
玩具并不是Funny为孩子做的最昂贵的支出，只是她漫长育儿道路的一个隐喻：这位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妈妈，笃信西式的育儿方式和产品，并不计代价地实践并坚持她所认定的方式。她不仅为孩子选择了昂贵的乐高玩具，还选择了台湾人办的幼儿园，英国人办的国际学校。随着孩子成长，这条西式教育之路的代价也越来越昂贵。
近20年前，国际学校在北京还是个新鲜名词，仅有少量为外籍在华工作人员开设的学校，并不是中国家庭可选择的教育产品。Funny孩子入读的国际学校完全按英国的学制、教学方式和收费标准，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学费5万多元，一年的学费接近18万元。在上世纪90年代初，鲜有中国家庭愿意负担这么昂贵的费用，去购买一种与国内公立学校迥然不同的教学方式，入学时Funny的孩子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学生。
选择什么样的教育，不仅事关个人喜好，更是一种与代际相连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Funny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想要为孩子提供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她因此跳入了一个巨大的阻力漩涡。最初的阻力来自家庭内部。“为了减轻孩子从幼儿园进入小学时的不适应，学校规定一年级可以陪读一段时间。我妈妈退休前是老师，还曾经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因此觉得自己很懂教育。她去陪读了一个星期，回来后极力反对孩子继续在那里上学。她说国际学校什么都不教，就是让孩子玩。”
昂贵的学费则是另一层压力——Funny的家庭生活一度非常拮据，甚至曾因为学费问题将孩子转学到英国一年，再从英国回到中国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就读。求学之路颇多动荡，但Funny从没动摇让孩子远离传统教育的决心。
传统教育之弊
Funny对传统教育的排斥一部分来自个体感受。她回忆自己的上学经历，将传统学校的教育评价为“老师不懂得爱，除了发号施令就是指责”，孩子在教师威权的压抑下，得不到尊重，也因此丧失自信和快乐。
直到2014年，就读于国内公立学校的孩子依然有着和Funny相似的感受。
12岁的女孩陈钦怡今年刚从国内一家公立名校转到了一所国际学校。当对本刊记者比较在两种不同体制学校的感受时，陈钦怡讲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事情：“在公立学校的时候，有一次我负责做板报，原来的做法都是把板报内容打印后贴出来，因为我学过画画，觉得打印的字没有艺术字好看，而且在电脑上做很费时间，于是就准备了一个手写的艺术字版本，但老师坚决不同意我的想法，说一定要按原来的做法打印，这样显得更整齐。”
用美术字还是用打印版，看起来是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却包含着若干个具有突破性的选择：是不是要打破办板报的常规？怎么样实现自己的新想法？敢不敢说服老师接受自己的想法？成长就是由无数个这样微小的选择累积而成的。在自主选择并获得认可的过程中，孩子慢慢建立起自尊和自信。但以老师威权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在大部分时候剥夺了孩子自我选择的权利。
虽然陈钦怡已经画好了艺术字，但老师还是坚持按原来的方式，将板报做成打印版。陈钦怡没有做什么争辩就顺从了老师的决定。“我想还是不要跟老师争吵，不然他会生气，会说‘你别浪费我们的时间’。”这个12岁的小女孩腼腆、礼貌，即便在谈话中模仿老师发怒提高音量的语气，也是缓慢安静的神态，但能感觉到被迫放弃自己想法后隐忍的挫败感。她的平静中包含着一种小孩子的无奈：“我也没有办法，老师总是对的嘛。”
陈钦怡曾入读的公立学校是一所北京市名校，不少名人之后也在此就读。对很多选择传统道路的家长来说，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衡量，这所学校都是让人羡慕的教育起点。
但孩子的评价标准却迥异于成人，他们看到的学校和成人社会中口口相传的学校颇有不同。“学校的硬件设施是很好，甚至比我现在就读的国际学校的设施还多，但大多数时候都不开放。”陈钦怡对本刊记者说。
她很喜欢学校走廊里陈设的一些科学感应装置，比如伸手过去就会亮的灯，或者一有外界力量进入就会徐徐展开的荷花……但如果不是有领导或者来宾参观，这些勾起她好奇心的有趣装置，只是走廊里死气沉沉的摆设，既不发光也不会动。在孩子的眼里，老师的素质也不太够得上“为人师表”，“他们在办公室里穿着拖鞋，有的老师还把脚跷在桌子上，好像办公室就是他们自己撒野的一个地方”。
在公立学校里，陈钦怡最喜欢一位教授实验课的老师，但喜欢的原因并不是从这位老师那里获得了多少知识，而是因为得到过一次情感上的支持。“有一次学校举办种植比赛，我们小组按照老师教的方法操作了，但种子发芽后又死了。我们觉得实验失败了，都很沮丧。但后来老师调查发现种子是坏的，他给我们道歉，最后还奖励了我们。”对孩子来说，有太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挫折需要成人世界的理解和鼓励。陈钦怡对这位实验课老师的评价是“善解人意，能听进去我们的感受”，但“这样的老师很少”。
这些看起来与学习不相关的事例，会对一个孩子的心理形成什么影响，或许难以详述，但一个12岁的孩子已经能很敏感地分辨出周遭环境中有多少是尊重和善意，还有多少是轻视和压抑。陈钦怡说自己在公立名校上学的日子并不快乐，这种不快乐的感觉不是绝对的，也并不强烈，“因为学校里还有很多朋友”，但从机构层面，她感受到的温暖和尊重很少。她的不快乐是孩子天性和自我意识被压迫却又无力反抗的不甘和无奈，这种并不明显，但却持续存在的低落情绪，只有接受了与传统教育不同观念的成年人才能觉察。
妈妈孙敏或多或少感受到了女儿这种情绪。当传统学校还囿于体制进步缓慢时，很多家长已经在学着去体会孩子的感受，寻找更有效的和孩子沟通的方式。做母亲后，孙敏也阅读了很多有关教育孩子的书，并建立起自己对教育的取舍标准：“教育的根本是要立精神，人在天地之间，怎么能既适应社会，又找到自我。”她将自己思考的“好教育”评判标准归结为几条：
“一是有利于孩子身体健康；二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尊自信，以后到一个陌生环境中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三是情绪管理，能为负面情绪找到正确的出口；最重要的是抗错力，以后的世界瞬息多变，新问题层出不穷，孩子要有面对挫折的能力。”
这是新一代家长的价值观，大大超越以分数和知识为标准的传统教育评判体系，需要一个不同以往的教育场所才能与之匹配。
尊重
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教育史上，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教育发生变革的一个契机，促成儿童在教育中地位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儿童是什么？他应该以什么方式接受教育？这是贯穿西方近现代教育史的两大问题。对西方现代教育影响最深刻的是由杜威、蒙台梭利等教育思想家在上世纪中期做出的探索和回答。虽然他们提出改革基础教育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核心观念都是一个——教育应该在尊重儿童的人格和天赋的基础上进行。在此基础上，一系列以儿童为教学中心的新式学校诞生，并逐渐星火燎原，成为西方学校教育中的普遍价值观。选择国际学校的家长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但他们讲述的故事中都包含着一个关键感受：尊重。
Funny回忆自己孩子上国际学校的经历，有一个细节让她至今还颇为感叹。“有一次圣诞节，他们班要演一个舞台剧，剧中的角色是各种动物，猴子、小猪、大象等等。我的孩子非常胖，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演小猪。但结果并不是这样，没有让他演小猪，也没有让班上非常瘦小的孩子演小猴。老师解释这是对孩子的尊重，不能去强调丑化孩子的身材特点。他们为了尊重孩子，可以考虑到这么细致，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
国际学校的老师告诉梅满的妈妈：“小满特别干净、单纯，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2014年，孙敏决定放弃这所众人羡慕的公立名校，将女儿转入一所外观和设施上并不那么风光的国际学校。这所学校和另一所公立学校合用教室，甚至没有独立的操场，学生体育课要到校外租借的场地上课，但陈钦怡却开始感觉到了上学的快乐。
她感觉自己不再只是个俯首听命的小孩，而是有独立意识的学校的主人。学校的所有设施都可以使用，只需要刷学生卡，就可以使用学校的3D打印机完成作业，在图书馆任意翻看所有的书籍。这里鼓励她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老师争论问题，甚至是辨识优等生的一个重要标准。“我觉得自己更自信了，可以大胆跟人讲自己的观点，因为在学校每天都会跟老师讨论发表意见，交往和表达的练习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作业留给孩子的操作空间也很大。
最近陈钦怡正在完成的是人文课作业——描绘一条河流。她选择了欧洲的多瑙河作为模板，自己去网上搜罗了不少有关多瑙河的资料，然后画设计图，选择河岸的风景和建筑，再用3D打印机把自己的设计变成现实，最后还要为这条河流配乐。陈钦怡颇为享受这样的过程，既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又可以加入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己意识的主人。
国际学校通常是小班授课。Funny记得自己孩子上的国际学校，一个班只有12个人。“因为英联邦的学校规定，一个班级的人数不能超过12个人，这样保证老师有精力关注到每一个学生。”陈钦怡现在就读的班级也只有十几个人，整个年级的人数相当于原来公立名校的一个班。限定师生比，也是西式教育践行“以儿童为中心”教育观的细节体现。“学生没那么多，感觉老师能关照到每个学生。”陈钦怡对本刊记者说，“每个孩子总是希望得到老师更多的注意。”
更多的关注对孩子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梅满的故事可能更说明问题。上世纪90年代，梅满妈妈从武汉来到北京，从事设计工作。经过十几年的辛苦工作，她在北京城三环附近买了房子，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但仍然没有为自己和孩子获得城市的居住凭证——户口。“2002年孩子出生时，我们考虑过孩子以后可能会上私立学校。”梅满妈妈回忆，“不过当时只是个隐约的想法，并不是家庭决定，因为觉得可能10年后，情况可能会改变。”
但12年后，有关城市居住权利和凭证的规定并没有什么改变，如果孩子没有北京户口，进入公立学校有颇多限制，而且最终无法参加北京市高考。对以高考为最终指向的传统教育系统来说，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因此在即将面临小升初的门槛时，梅满妈妈也决定将孩子转入一所国际学校。
在传统学校就读时，梅满在老师眼中是个不太一样的孩子。“老师曾经跟我说，觉得梅满太天真，有很多幻想。”在传统的评价标准里，这并不算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包含着与环境有些格格不入的含义。进入国际学校后，孩子爱幻想的特质却得到了戏剧课老师的关注。她告诉梅满妈妈：“小满特别干净、单纯，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梅满妈妈听到后，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每个孩子都希望被当成独特的个体得到理解，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当成独特的个体获得尊重。国际学校对每个孩子的个性提供了更多的关注和肯定，这套教育体系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既给每个孩子留出了自我空间，又让他感受到了被关注的存在感。
冒险
陈钦怡正在为明年初离开家去加拿大的一次培训做准备。这是她12岁人生的一次冒险——第一次独自离开父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待3个月。她已经在盘算要一个人在外如何自我保护的问题：比如应该带些什么物品，以备身体突然出现的不适状况；如果与房东发生冲突，自己应该怎么据理力争……
陈钦怡去加拿大是为了学语言。虽然她在公立学校读书时英语不错，而且课外坚持报班补习英文，但进入新学校后，仍然感觉到语言方面力不从心。国际学校是全英文授课，每个新入学的中国孩子的第一个难关都是语言。梅满从公立学校转入国际学校后，一开始面临的问题就是做作业的时间太长，常常写到晚上十一二点，甚至到两三点。“国际学校的作业与以前的作业有很大不同，更讲究逻辑、格局，而且所有题目都是用英文描述。很多数学题其实很简单，但描述题目的英文单词对中国小孩来说太难，所以他常常在看懂题目上就要花不少时间。”梅满妈妈对本刊记者说。
家长也同样要遭遇陌生语言和课程的考验。“在我们家里，姥姥姥爷最先感到焦虑。”梅满妈妈对本刊记者说，“他们突然完全帮不上忙了。”在大都市里，长辈参与是非常多白领家庭的育儿模式。在传统学校就读的几年里，梅满的姥姥姥爷是孩子日常学习的主要监护人，但转入国际学校后，他们对辅导梅满的功课就无能为力了。除了语言障碍外，还有思维的代沟。传统课程里从来没有的作业内容，比如描绘一条河流，或者设计一个城市，都让老人们疑虑重重：孩子究竟能学到什么？
老人的担忧，一方面来自无法理解新的教育内容，另一方面来自对这条陌生道路前景的不确定。全英文授课，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改变的不仅是孩子的上学体验，也改变了整条教育路径。选择了国际学校的孩子，就很难再回到传统教学的框架里——这意味着他们就此放弃中国高考，转入一条“看上去很美”，但沿路却有颇多断裂的道路。
国际学校是把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镶嵌到中国环境的一种教育模式。就像对外来物质的天然排斥反应一样，这个嫁接进入的教育模式必然会和周围环境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教师就是个例子。
国际学校有相当部分教师来自国外，他们的素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学校的教学质量。但随着北京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很多外籍人士都纷纷离开了这个城市。“可能会对教师的质量带来影响，因为可供选择的教师群体在减少。”梅满妈妈对本刊记者说。
而在课程方面，不管教学方式有多么新颖有趣，但求学之路不可能永远轻松。入读国际学校的出路是进入国际高考的竞赛场。
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不管走在哪条路上，他们都逃不开族群的竞争。美国拥有全世界最丰富、设备最齐全的教育机构，这让它的高考成为世界范围的竞争平台。美国的大学会倾向选择不同族群中的优秀者。也就是说，国际学生要进入好的世界级高校，还是需要面临和同族人的竞争。对中国学生来说，因为中国人的庞大基数，这条路的竞争同样激烈。孙敏对此有清醒的认识：“IB课程（一类国际学校的教学课程）并不好学，越到后面越难，甚至超过中国高考的难度。进入高中后，课业负担也会很重。”
因此，对选择国际学校的普通家长来说，他们像是进入了一条通向更广阔的未来，但却更冒险的陌生路径，家长们需要小心翼翼在前面帮孩子瞭望着这条路上的险情，提前为路上的沟壑铺路架桥。对孩子来说，进入一个从语言到思维方式都完全陌生的教育体系也是一种需要付出心力的冒险，但路边能看到不一样风景的喜悦，会冲淡冒险的恐惧。就像陈钦怡所说：“我喜欢多尝试一下不同的环境，因为那是我长大后也要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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